蒋百里（1882-1938），浙江海宁人，名方震，以字行，晚号澹宁。众所周知，蒋百里素以军事家著称，其实他也是文学家。正如黄炎培在蒋百里逝世后的挽联中写道：“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从1918年至1924年，蒋百里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身于新文化运动之中，致力于传播西方先进文化，为推动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堪称新文化运动健将。

赴欧考察  撰文著书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蒋百里的老师梁启超在北洋政府的资助下组团赴欧洲考察。梁启超精心挑选了各有所长的团员，包括蒋百里（军事）、张君劢（政治）、徐新六（经济）、刘崇杰（外交）、丁文江（工业），另有杨鼎甫负责总务。考察团于1918年12月28日从上海出发，先后游历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和德国，于1920年3月5日回到上海。蒋百里希望通过这次考察找到振兴中华的正确道路，因而在赴欧途中经常对同伴说：“吾此行将求曙光。”考察期间，同伴曾四次问蒋百里有没有找到“曙光”，他都说没有。直到回国前夕，蒋百里才郑重表示：已经找到“曙光”。

身为北洋政府新晋的陆军中将，考察军事是蒋百里此行的首要任务。在实地考察一战西线战场后，蒋百里撰写了《德国战败之诸因》一文，从政略和战略两个方面分析德国战败的原因，重点反对军阀和军国主义。与此同时，他认为中国应该模仿瑞士的民兵制度，主张“寓兵于农”、“生活与战斗一致”。旅欧期间，蒋百里把大部分时间用于考察欧洲社会文化，广泛接触英、法、意、德等国的政治家、外交家、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参观了很多博物馆、图书馆和美术馆，还观看戏剧和歌剧。当时梁启超对欧洲文艺复兴史很感兴趣，不仅广泛收集资料，还自己出题请巴黎大学图书馆主任白黎许讲课，由蒋百里作笔记。蒋百里因此对欧洲文艺复兴史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先后购买了几十种不同语言的新书，如饥似渴地研读。他曾先后在日本和德国学习军事，所以精通日语和德语。为了读懂介绍欧洲文艺复兴史的法语书，蒋百里在巴黎专门学习了两个月的法语。

回国后，蒋百里在进一步收集和整理资料的基础上，开始潜心撰写《欧洲文艺复兴史》，至1920年6月底已写完一半。7月2日，蒋百里致函梁启超，介绍写作进展，并求借日文版《法兰西文学史》等参考书。1920年12月初完成初稿后，蒋百里请梁启超为该书作序。梁启超欣然答应，但是下笔后不能自已，不久便写成五万余字，其篇幅竟超过原书，只能另外再写一篇短序。对于那篇长序，梁启超干脆在修改充实后将它命名为《清代学术概论》，反过来请蒋百里作序，并于1921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件趣事成为中国文坛的美谈佳话。

《欧洲文艺复兴史》于1921年4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我国第一本系统地介绍欧洲文艺复兴史的著作。该书全文四万九千字，正文部分除了总论和结论外，分章介绍了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荷兰和比利时的文艺复兴以及宗教改革。该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和读者们的热烈欢迎，在十四个月内印了三版。蒋百里认为，文艺是思想的结晶，近代各种文化事业和政治学术都源于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强调人性，催生了国家的诞生和革命的爆发。文艺复兴强调理性，奠定了自然科学的基础，开辟了人生哲学的门径。当时正值五四运动之后，“民主与科学”在中国深入人心。蒋百里从文艺复兴中总结出来的“人性”和“理性”不仅是他找到的“曙光”，也是对“民主与科学”的生动注解。

 

主持社团  引进西学

 

作为梁启超最得力的助手，蒋百里在新文化运动中先后主持了共学社、讲学社和读书俱乐部。1920年3月，梁启超在上海发起组织共学社，以“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为目标。共学社在北京的筹备活动由蒋百里负责，在上海的筹备活动由张东荪负责。4月4日，共学社在北京石达子庙欧美同学会正式成立。除梁启超外，列为发起人的还有蔡元培、张謇、张元济、熊希龄、蒋梦麟、蓝公武、胡汝麟、张嘉璈、丁文江、梁善济、范源濂、张伯苓、严修、王敬芳、林长民等社会名流和文化名人，他们大多担任共学社董事。具体负责组织共学社活动的是蒋百里和张君劢、张东荪。

1920年7月28日，蒋百里等人在上海《时事新报》刊登“共学社丛书”的征稿启事。这套丛书从1920年9月开始出版，到1935年7月结束，其中初版大部分出版于1920年至1922年。这套丛书分为十六类，共八十六种，是旧中国规模最大的学术文化丛书之一。蒋百里秉持“兼收并蓄”的理念，帮助进步作家通过共学社编译出版了一套马克思研究丛书，包括拉尔金著、李凤亭译《马克思社会主义》，格雷西著、刘建阳译《社会主义之意义》，考茨基著、陈溥贤译《马克思经济学说》等。1920年秋，蒋百里提出与张宗祥合作翻译《资本论》。因为各种因素的制约，两人合作了一星期，还没有译完第一章，就搁置下来。此后，蒋百里翻译了日本人朝永三十郎著《近世“我”之自觉史》，作为《欧洲文艺复兴史》的参考，于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在共学社成立后不久，梁启超又在北京发起组织与之配套的讲学社。讲学社的宗旨是通过每年邀请一位国外著名学者来华讲学，引进西方先进思想。1920年9月5日，讲学社正式成立。董事会由梁启超、汪大燮、蔡元培、张謇、张元济、王宠惠、熊希龄、黄炎培、范源濂、蒋梦麟、王敬芳、张伯苓、严修、郭秉文、胡汝麟、林长民、沈恩孚等二十余人组成。蒋百里担任讲学社总干事，负责接待来华讲学的外国学者。从1920年到1924年，讲学社先后邀请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杜威、英国哲学家和数理逻辑学家罗素、德国生物学家和哲学家杜里舒、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讲学。蒋百里负责安排四位学者的讲学行程和住宿地点，并安排赵元任、张君劢、徐志摩分别担任罗素、杜里舒、泰戈尔的陪同和翻译，还参与了包括欢迎罗素、杜里舒和泰戈尔在内的一系列接待活动。

当时中国学术界对讲学社邀请来华的四位学者反响各不相同，其中不乏批评之声。相对于杜里舒和泰戈尔，蒋百里更加推崇杜威和罗素。在短评《杜威罗素同“致远”“定远”的联想》中，蒋百里指出：“杜威、罗素是现在中国学问界惟一的权威者，文化时代的两棵大树，他能不能在中国人心田里生些根，结些果，这是我们现在死活的关头。……我们不一定要杜威、罗素的学问，我们要他做学问的方法；我们不一定要学他的做学问的方法，我们要学他的做学问的人格态度。我们还要垦田，用肥料培植他留下来这一点种子。”泰戈尔在这次访华途中和徐志摩、蒋百里成为忘年交。1929年3月，泰戈尔前往北美及日本讲学，专程借道上海。除了探望徐志摩外，他还在3月19日前往蒋百里家中做客并合影留念。

1920年3月，梁启超以北京欧美同学会的名义组织了读书俱乐部，由蒋百里负责主持日常工作。读书俱乐部以引进西方先进文化为宗旨，收集了尚志学会、亚洲学会共2000多册日文图书和6000多册其他外文图书。除了积极参加研究系的各项文化活动外，蒋百里还在1920年底与郑振铎、沈雁冰（茅盾）、叶绍钧（叶圣陶）、周作人、耿济之、郭绍虞、朱希祖、瞿世英、孙伏园、王统照、许地山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1月4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其宗旨是“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1923年初，蒋百里与胡适、徐志摩、陈源、蒋复璁等人发起组织新月社。新月社是五四运动后规模最大的以探索新诗理论与新诗创作为主的文学社团。蒋百里和徐志摩在新文化运动中结为至交。1930年初，蒋百里受到学生唐生智的牵连被捕入狱。新月社同人闻讯纷纷声援，徐志摩直接带上行李要求陪蒋百里坐牢。一时间，“陪百里先生坐牢”竟成了一件时髦的事。

编辑杂志  启蒙民智

1918年9月，梁启超与蒋百里、张君劢、张东荪等人在北京发起组织新学会，希望从学术思想上改造中国社会。1919年9月，张东荪、俞颂华等研究系成员以新学会的名义在上海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旨在传播研究系的改良主义思想。《解放与改造》杂志为32开本的半月刊，由张东荪主编，第一卷共出八期，第二卷共出十六期。1920年3月，梁启超有感于《解放与改造》杂志名称累赘，在与同人商议后，决定自第三卷第一号起改名为《改造》杂志。《改造》杂志由梁启超担任主编，由蒋百里实际主持编辑工作。《改造》杂志为16开本的半月刊，第三卷共出十二期，第四卷共出十期。《改造》杂志刊登的文章分为三大类：（一）论著同人一得之见；（二）译述专务介绍世界思潮；（三）记载国内外重要问题发生。《改造》杂志的主要撰稿人有梁启超、蒋百里、张东荪、张君劢、丁文江、瞿秋白、沈雁冰、徐志摩、郑振铎等。

1920年6月28日，蒋百里致函梁启超，汇报《改造》杂志的筹备工作，并请他写一篇介绍《改造》杂志缘起的文章。9月15日，《改造》杂志第三卷第一号出版。由蒋百里执笔的《改造》发刊词宣称“本刊所鼓吹在使文化运动向实际的方面进行。”《改造》杂志发刊后销路日增，一度成为影响力仅次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全国性刊物之一。后来因为主要撰稿人忙于其他事务，都不能按时交稿，《改造》杂志经常推迟出版。1922年5月21日，蒋百里致函梁启超，建议《改造》杂志在出完第四卷后暂时停刊，因为不断推迟出版的现象有损于杂志的销路和名声。同年9月，《改造》杂志宣告停刊。

《改造》杂志特别关注中国当时的热点问题，在蒋百里的精心编排下先后出版了“新思潮研究”（原拟用“文化运动研究”）、“废兵问题研究”、“自治问题研究”、“联邦研究”、“社会主义研究”、“教育问题研究”、“军事问题研究”、“制定省宪问题研究”、“翻译问题研究”共九大专号。1920年7月2日，蒋百里致函梁启超，建议第一期的研究问题仍为文化运动，理由有三点：一、之前提过这个题目，部分共学社社员可能已经完成初稿；二、文化问题虽然空泛，但是继续研究仍有好处，我们对文化运动本身也可以批判，这是一种自觉的反省，正好亮出我们的旗帜，推动文化运动向深层次发展；三、如果仓促提出废兵运动问题，社员们肯定会提出很多空论，不如先发布废兵运动的几种先决条件，在引起大家关注后再提出问题，这样比较切合实际。由此可见蒋百里在主题选择上的用心良苦。

蒋百里在主持编辑工作的同时，针对热点问题亲自撰写文章发表在《改造》杂志上。在《改造》杂志第三卷第十号至第四卷第五号上，他还在“一得录”栏目下发表了很多短评。1920年下半年及1921年，《改造》杂志引发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蒋百里亲自参与了这场论战，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不能急于求成。1921年2月，他在《我的社会主义讨论》一文中指出：“我所说的社会主义运动，是一件急做慢成功的事。急做是理想上的进行，慢成功，是事实上的趋势。我们不能因为慢而不做，尤不可因为做而求其速成，十年来吃速成的亏不少哩！”同年6月，蒋百里在《一个附白》一文中公开表示，他不反对社会主义运动。相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蒋百里对基尔特社会主义和费边社会主义更感兴趣。因为政治立场和时代环境等因素的制约，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局限性。

在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中，蒋百里引进了西方文化，传播了先进思想，提出了独到见解，扮演了重要角色。在蒋百里逝世80周年之际，系统地介绍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主要贡献无疑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

本刊稿件原载于《档案春秋》2019年03刊

信息来源：钱学森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