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同时，陈云在中共八大前后和60年代初期提出的发挥个体生产积极性，搞活市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主张，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并成为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先导。正如1980年9月《陈云同志文稿选编（一九五六年—一九六二年）》的编者在前言中所说：“他的观点和主张不仅在那时是正确和可行的，而且现在看来也还是正确和可行的。举例来说：工农商业除国家和集体经营外容许一定数量个体经营的观点，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容许企业有一定自由的观点……在今天仍然有现实的意义。”

1979年6月，陈云在上海

1979年至1981年，陈云在经济工作上以主要精力抓经济调整时，已开始思考如何改革积弊已久的经济体制问题，并不断总结经验，进行了初步回答。

改革经济体制，是围绕着调动农民、职工、企业、地方的积极性，搞活经济这个要求，从农村起步的。安徽省率先实行包产到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克服生产上的“大呼隆”和分配上吃“大锅饭”的弊端，使不少贫困的地方出现了“一年翻身”的生产队和农民。陈云在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初提出的放宽农村政策、发挥个体生产积极性、搞活经济的主张，是农村改革的思想先导；而农村改革中涌现的包产到户的做法，自一开始就受到了陈云和邓小平的支持。据当时担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回忆，安徽搞了包产到户之后，“我首先跟陈云同志商量的，我说我那儿已经搞起来了，他当时在人民大会堂开全国代表大会，他在主席团，休息时我到他那里，我说怎么办？他说我举双手赞成。以后我跟小平同志讲，小平同志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陈云和邓小平对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效给予了热情赞扬和充分肯定。1980年5月，邓小平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这年12月，陈云说：“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好作用，大大有利于经济形势的改善。农村人民生活改善了，市场搞活了，这是二十多年来少有的好现象。”陈云和邓小平的倡导和支持，对推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为调动企业的积极性，陈云提出：“扩大企业自主权是必要的。”为调动职工的积极性，陈云主张打破“铁饭碗”，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上海评弹团团长吴宗锡致信陈云，提出对国家办的评弹团也应当进行管理体制的改革，以体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1981年1月10日，陈云复信吴宗锡，表示：“这个意见是好的。”他在信中还进一步征询吴宗锡对文艺院团的体制改革问题“有何具体意见”，并相约4月前后自己到沪杭一带休息时面议此事。

1982年8月19日，陈云和李先念交谈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在国营企业中扩大企业自主权都绕不开如何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陈云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就开始思考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改革以来，这更是他深入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

1979年春，陈云起草了《计划与市场问题》的研究提纲，表达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他追溯了有计划按比例的计划工作规划的思想渊源，剖析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后，计划经济出现的计划太死、缺少市场调节的缺点；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计划经济部分和市场调节部分；点明忽视市场调节所带来的另一后果是忽视价值规律，思想上没有利润概念，是大少爷办经济，不是企业家办经济；要求计划工作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指出“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实际上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这份提纲一方面强调要改进计划工作，实现按比例发展，同时也强调了市场调节的作用。由于后者当时还不是人们普遍深刻认识的问题，提纲实际上着重强调的是后者。提纲对经济体制改革循着怎样的原则和方向来进行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1980年12月，陈云提出了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观点，后为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所接受。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法上，陈云反对急躁冒进。他说：“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

 

（文章选自：曹应旺：《开国财头陈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