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80岁时的手迹

陈元：爸爸对培养年轻干部的思考，主要不是源于“文化大革命”当中的逆境，而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和“四人帮”粉碎之后形势的发展。一是他过去接触的范围和“文化大革命”当中接触的有巨大的变化。过去他接触的都是领导，或者至少跟他年龄相差不多，比他晚一辈就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二九运动时期的。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后的干部更是算年轻的。过去接触的都是这些干部。“文化大革命”当中这些干部也都被打倒，断了来往。也有人来看他，赋闲的老同志互相之间有交往，但这个时候交往也比较难。他更多的是靠着年轻人，靠着家里头和周围接触的年轻人，帮他了解点情况。他接触的人一下变了，年轻人多了。再一个就是随着“四人帮”的倒台，“文化大革命”结束，拨乱反正，老干部都回到一线工作，一下子年龄问题突出了，因为即使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老干部岁数也都不小了，也都有接班的问题。当时又是处在“文化大革命”混乱局面刚结束之后，有些老干部有一个心理，觉得“四人帮”搞乱了国家，得我们出来帮着收拾局面，重新开始搞经济建设。对于培养年轻人，可能当时党内没有那种紧迫感。特别是，当时年轻人当中冒尖的又多是造反派，出了名的大都是造反派。所以，爸爸强调成千上万地培养中青年干部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当时解决不好这个接班的问题，党就会有断代、断层，就会出现不稳定，就会出大问题。大量培养年轻干部，这件事情一旦推动起来，运转起来，就加速了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结束。爸爸长期搞组织工作，心胸豁达，虽然“文化大革命”当中有相当多的是造反派、有不少年轻人做了坏事，但他仍认为绝大多数年轻人是好的。他这个判断是非常准的。像我所在的清华大学，造反派闹得最厉害，他还是认为多数学生是不闹的。他问我们，班上有几个闹得厉害的？多数人都在干什么？有没有看书的？有没有去上课的，有没有自己去研究课程的？他问得很仔细。他最后的结论就是，多数年轻人是优秀的，特别经过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反面的经验，优秀的干部还是到处都有。他一直有一个看法就是，用干部的最高境界就是就地取材，不要走到哪儿都带一帮干部过去。不要到哪都提拔自己原来熟悉的单位的人到这边来。就地取材，一定有非常好的干部。只要是把“三种人”认真清理了，“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头头认真清理了，大批的年轻人应该迅速地走上各级工作岗位，解决领导上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断代，加速培养，要成千上万，不是一个两个。一个两个可能被有些人拿来做样子。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有年轻人。后来证明这样做是非常成功的。当年的大批年轻领导干部，承前启后，发挥了第一线领导骨干的作用。

1982年12月10日，陈云同邓小平出席共青团十一大开幕式。右一为胡耀邦，左一为王兆国，右二为陈昊苏。

 

我们这个党不是少数人的党，而是群众性很强，充分吸引社会上最优秀的人才，这样一个具有最广泛代表性、最具先进性的党。爸爸1925年入党，眼看着这个党从一个几百人、几千人的队伍，一步一步成长为全国性的大党。他在延安中央组织部工作期间，我们党从几万人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万人，就是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吸收先进青年的过程。在“四人帮”垮台以后，他觉得又到了大量启用培养年轻干部的时候。他认为大革命时期的地下党员、红军时期的党员，个个都是精英，那些同志都是下了最大的决心，准备牺牲才会参加共产党的。他知道，如果把年轻的先进分子集中起来会是多大的力量，可以造就多大的势力、多大的成就。所以他一再突出强调培养中青年干部。

选拔干部要德才兼备，以德为主，确实是爸爸多年做组织工作和干部工作的经验和概括。特别是以德为主，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政治动乱之后，他深感党内要强调共产党员的品质、道德这个方面，党员的纪律性、对事业的坚定性，这是最重要的。德才兼备、以德为主，这个方针长远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他没有展开讲他的想法是从哪得出来的，我想既包含了他在早期地下党时期的经历，也包含了延安党大发展时期党建的基本的做法。可以说，选择干部要德才兼备，以德为主，这个非常正确的方针，在他脑子里想过千百遍了，想了几十年了。

1984年3月3日，陈云与江泽民在一起。

陈伟兰：我曾经问过他，成千成万地选拔年轻干部，是怎么考虑的？他说成千成万地选拔，才能防止“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中间的造反派篡权，才可以避免重蹈“文化大革命”覆辙。他说国家的每一部分都是非常重要的，每一个县，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局，每一个部门都是重要的，都应该有坚持马列主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可靠的干部掌握政权，掌握权力。

1984年8月4日，陈云、胡锦涛与少先队员在一起。

大概是1982年底，我做了一次肺切除手术，在家里休息了半年，有时间经常和他聊一聊，让他从文件中间转移一下注意力。有一次领导同志谈话走了，我就站在门外敲一下门，他说你进来吧。见我进去以后他就自言自语地说，年轻同志给我提的这些问题，我得做调查研究，不做大量的调查研究，就不能说出一个很有把握的肯定的意见。这些问题还是留给年轻同志自己去处理，他们总有一天要自己担起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责任。我们不能现在什么都替他们做了，要他们自己去做这个调查研究，在风浪中得到锻炼。

 

（文章选自《亲情话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