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一生关心百姓疾苦，心系群众福祉。在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他善于从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入手，维护群众切身利益，改善人民生活水平。陈云最关心的是群众的吃饭问题，即粮食问题。他说：“无农不稳，无粮则乱。”此外，他还始终关心群众的蔬菜和副食品问题，将其放到了与工厂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要求生产、流通、消费三个环节必须组织好。在长期领导全国财经工作的实践中，他一贯遵循“经济建设的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的原则，适合老百姓的要求，做了一点事，完美地概括了他“为民”的一生。

 

“无农不稳，无粮则乱”

 

我国人多地少，是一个农业大国。粮食问题自然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在民生问题中，陈云最关注群众的吃饭问题，他深知粮食问题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大意义。当谈到我国“大国小生产”的特殊国情时，他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农业国，但是奇怪得很，这个农业国过去还进口棉花和粮食。这个情况如果不改变，那就会卖出去的是猪鬃、桐油，买进来的是粮食而不是机器。如果棉花和粮食能够自给，买进来的就会是机器”。对于一个农业大国来说，“没有粮食是最危险的”。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主。”粮食不仅是主要的市场物资，而且还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它影响着整个市场稳定和国家安全。

粮食稳定，物价才能稳定。1951年6月13日，陈云在给黄克诚、王首道并中南财经经济委员会关于《粮价稳定是物价稳定的关键》的电报中指出：“粮价稳定是一切物价稳定的关键，此关一破，有全局难收之险。”后又在1957年七八月《合理调整粮食供销矛盾》的讲话中指出：“粮食毕竟是一个重要的东西，是保证物价稳定绝不可少的东西。物价稳定靠什么？头一个就是粮食……如果粮食价格不能稳定，粮食发生动摇，那么整个物价就动摇了；如果粮食动摇了，整个五年计划建设就会动摇。所以，粮食是稳定物价最重要的一种物资，是经济建设中必不可少的物资，没有粮食就不能建设。”为了把市场维持好，必须密切注意粮食的供应。

粮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生活资料，是其他农产品和轻工业品的基础。1960年11月29日，陈云在《工业要拿出一些力量支援农业》的讲话中强调：“根本问题是粮食。粮多，其他农产品才能多起来，轻工业也就多了，吃穿用就可以松动些了。大头(粮食)一紧，各头都紧；大头一宽，各头都会宽起来。”因此，粮食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农产品，它不仅是轻工业的主要原料，还是畜牧业和饲养业的主要饲料。

不仅如此，粮食还是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的中心问题。1955年2月陈云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作关于粮食工作的讲话时指出：“粮食问题已成为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的中心问题，粮食是农民的命根子，粮食紧张了，各种工作就一定紧张。”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而粮食的生产是农业的基础。粮食的稳定决定着农村的稳定，农村的稳定决定着全国的稳定，没有粮食的稳定就没有国家的稳定。只有稳住粮食这个大头，才有了把握全局的主动权。

鉴于粮食的极端重要性，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长期经济实践中，陈云始终将粮食问题放在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的大局中去考虑。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百废待兴，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无疑给刚刚建立的新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作为全国财经工作的统帅的陈云把群众的吃饭问题看成是自己的责任。他说：“对农业生产这件事情，我是比较有兴趣的，因为这是吃饭穿衣问题。同志们我是管这一套的，哪里没有粮食、棉花，我就要管，解放后八年来我忙什么呢？主要就是忙吃饭穿衣这个事情。”他还时刻告诫人们要牢记“无农不稳”、“无粮则乱”的历史经验。

在如何保证粮食供给、解决群众吃饭的问题上，陈云首先从粮食生产开始抓起。他说，“对粮食生产决不能放松”

，只有搞好粮食增产，才能保障市场供应，才有改善人民生活的可能。因此，在许多会议上，他总是反复强调抓好农业、抓好粮食生产的重要性。到外地视察工作时，他总要和当地党政领导干部探讨粮食增产的措施，要求他们一定要把农业、粮食生产放在自己工作的首位。

陈云对粮食增产的具体措施也进行了积极探索。他在1957年9月11日《探索农业增产的有效途径》一文中作了详细论述，“第一个想到的是养猪积肥，即养猪积粪，积粪肥田，肥田增产，增产又可以增加饲料。第二是水的问题。认为这个问题不是短时期内能够见效的。第三个是开荒。中国荒地开始说有5亿亩，后来说有12亿亩，到现在落实的只有8亿亩，其中能开的有4亿亩，还有4亿亩还不好开。所以增产粮食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化肥，一条是水利”。他还分析指出，“很重要的一条是要靠化肥。日本每亩地施化肥70斤，德国为129斤。日本这样小的国家，9000万亩耕地，每人平均一亩，化肥产量是700万吨。美国这样大的国家，耕地29亿亩，化肥只有2000万吨。苏联化肥也只有1000万吨。美国每亩地施肥12斤至14斤，苏联只有6斤。而我们中国，比苏联还少，只有2斤。”“中国农业增产的道路，是哪个花钱少，来得快，就搞哪个。肥田粉和开荒比较，宁可搞化肥。”

关于发展化肥工业，陈云又说：“在发展化肥方面，过去以为希望不大。苏联为我国设计一个年产7.2万吨的化肥厂，需要建设5年才能投产，国内还不能制造设备。因此，过去未从这方面多想，只是强调养猪积肥。现在情况变了。化肥厂的重要机器和部件，如高压反应筒和高压压缩机，都试制成功了，只缺一些特殊钢材。化肥的原料是煤炭、硫铁矿、石膏以及食盐等，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都可以供应。自从今年2月化工部提出大量发展化肥的意见以后，我们同化工部作了多次研究，并召开了各机械工业部的会议，准备从今年下半年开始，经过一年半试制，做出成套设备的标准设计。估计到1959年可以大批制造，1960年可以开始装配，然后大量投入生产。”陈云还把发展化肥和其他积肥方式作了比较，指出：“发展化肥比起开荒来，既便宜，又快。年产100万吨化肥只要10亿元投资，可增产粮食300万吨即60亿斤；而开3000万亩荒地，才可增产60亿斤粮食，需要投资15亿元。在目前，养猪和其他积肥方法，仍然很重要，将来也是重要的。但是，养猪需要饲料，同时1亿头猪粪也不过增产100亿斤粮食。所以要大量发展化肥。”

关于水利，他又强调，中国的灾害是旱灾多，水灾多，但是比较起来，水灾多于旱灾，涝灾重于洪灾。因此，计划要花一点力量，花一点财力治涝。治了涝之后，冀、鲁、豫等地区的老百姓会喊“毛主席万岁”。1951年5月16日，他在党的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水利建设是治本的工作，是百年大计。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每年都可能有水灾，每年的预算里都要列上救灾经费。从长远看，要以蓄为主，蓄泄兼顾。要修水库，筑塘堰，山区更要种树种草、保持水土，华北、西北地区还要多打水井。1951年7月3日，他在《解决粮食问题的几条道路》中指出，农业增产的办法多种多样，其中最重要的是设法防止水、旱、病、虫等灾害，力求农业生产得到相当的保障。具体而言就是，首先考虑是否可以在几年内做到全国水灾面积至多不超过2000万亩，其次是注意兴修农田水利，扩大灌溉面积。他还详细地算了一笔帐，“水，有天然水和地下水，要利用地下水。水地、水浇地搞好了，平均每亩增产150斤，4亿亩增产600亿斤，这是靠得住的。肥田粉搞2000万吨，可以增产1200亿斤，即600万吨粮食。养猪一亿头可以增产100亿至120亿斤。水利的作用也是可以用数字算出来的”。

1960年10月24日，陈云视察河南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

 

在“三农”问题上，特别是粮食问题上，陈云始终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党在经济工作上的指导方针发生“左”的错误，再加上自然灾害，粮食问题更加严重。陈云较早地发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问题，愈来愈感到粮食问题对国家安全的重要影响。1957年9月6日，在全国粮食工作会议上，陈云指出，粮食工作极为重要，它绝不是单纯的经济工作，而且也是一项重大的政治工作，粮食工作直接关系人民的切身利益。“粮食要比钢硬”，粮食出现问题，“国家就会处于危险的地位”。同时，他认识到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关于1959年钢、煤、粮、棉的四大指标难以完成，当即向中央提议不要公布明年的具体指标。但是，他的正确意见没有受到重视。

1959年5月24日，陈云关于钢铁指标问题致信李富春转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

 

1959年4月，在给中央财经小组成员的一封信中，陈云再次论述粮食问题的重要性。他说：“我国粮食问题还没有过关，粮食定，天下定；粮食紧，市场紧。粮食现在仍是稳定市场最重要的物资，一定要做好这一方面的工作。”

1960年夏，陈云参加上海会议和北戴河会议后，开始主持国民经济调整和恢复工作。如何解决严重的粮食问题，成为他考虑的主要问题之一。下半年开始，陈云先后到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苏、上海等地进行实地考察，经过三个月的调查研究后，陈云提出了解决粮食困难的基本思路。

1960年12月，国务院财贸办公室推算，到年底全国粮食实际亏欠15亿斤左右，1961年3月到6月许多地区和若干大中城市将面临粮食脱销的危险。为此，周恩来、陈云等人多次研究调配方案。经过三个月的考察后，陈云首倡粮食进口。他说：“把粮食拿进来，这是关系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进来粮食，就可以向农民少拿粮食，稳定农民的生产情绪，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据当时在粮食部工作的杨少桥回忆：“进口粮食这个措施是我们当时不敢设想的，当时一些人认为进口粮是修正主义。决定进口粮食是由陈云同志提出、总理同意的，可能总理也跟主席讲了，并且很快就决定了。从决定进口到第一船粮食运到天津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可见事情办得是很果断、很迅速的。”

之后，陈云领导了国家的粮食进口工作。1961年至1965年，我国每年进口粮食500万吨左右，从国外这样大规模的进口粮食，在新中国成立后还是第一次。这些粮食在应急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既减少了产粮区的调出，又保证了重灾区的粮食供应，避免了各地区粮食脱销的危险，还补充了部分国家库存。

大跃进运动后，为尽快恢复粮食生产，陈云还支持并提出实行包产到户。1962年春天，陈云在杭州休养时，经常考虑如何可以帮助缺粮的农民，如何能够解决当时农业发展中遇到的严重困难。当时主持农村工作的邓子恢看到安徽搞“责任田”后，认为颇有成效，并积极地宣传推广。陈云看完相关材料后，也肯定了这种做法，认为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他说，“分田到户”也好，“包产到户”也好，总之，国家遇到了如此大的天灾人祸，必须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动全体农民“靠我们自己”，尽快恢复生产。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向中央提出包产到户定会有一定的政治风险，有同志劝陈云再慎重考虑，不必急于提出。陈云却说：“我担负全国经济工作的领导任务，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此事既然看准了，找到了办法，提与不提，变与不变，关系到党的声誉，关系到人心向背，怎能延误时机！”他本着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向中央直接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但却遭到严厉批评。

拨乱反正之后，陈云清楚地认识到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他说，稳住农民这一头，这是大计，农民稳定了，天下就大定了。即使我国粮食产量1984年首次突破8000亿斤，陈云仍从全局的利益出发，不忘关注农村出现的新情况，针对部分地区在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中出现忽视粮食生产的倾向，他告诫全党：“现在有些农民对种粮不感兴趣，这个问题要注意”，中央应该集中必要的财力，努力解决。

晚年时期，陈云为《吃的选择》一书题词：“民以食为天，人民吃得如何是关系国运昌盛的大事。”足以见他对国家粮食问题的重视，对人民群众衣食温饱的关注。他的“无农不稳”、“无粮则乱”的思想不仅在当时对全党重视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起了重大作用，而且在今天乃至今后，都具有深远意义。

 

（文章选自《向陈云学习》，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