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才兼备，以德为主”

 

党的事业需要大批干部，选拔任用什么样的人当干部，有个标准问题。“选贤与能”，在党的干部选拔任用上的具体体现就是坚持德与才相统一。毛泽东、陈云等党的领导人一直重视干部的德才问题，但在实际工作选拔干部时，考虑更多地是在干部中德与才的权重如何摆。二者之间的权重如果摆不好，可能就会在实际的干部工作中造成偏差，不仅容易造成干部的思想波动，还会影响到党的各方面的工作，危及党的革命事业。陈云就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在实践中对如何选拔干部的标准进行了探索。

1940年11月29日，陈云撰写《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的讲话提纲，首次正式提出选拔干部要“德才并重，以德为主”的主张。反对只顾才不顾德，也反对只顾德而不顾才。才和德应当是统一的。才也不是空才，德也不是空德，主要应看其在完成任务中的表现。把考察干部的德才放在实际工作中，是看他们做了什么、怎么做的、做的效果。将德与才放在一起考察，二者缺一不可，但“以德为主”是把德放在干部考察的中心地位，首先要看干部在政治立场、道德品质是不是符合党的要求，然后再去衡量干部的才能，干部的才能固然重要，但在革命的实践中是可以锻炼的；如果干部的政治立场和道德品质存在问题，在实际工作中才能越大，对党的事业造成的伤害也就更大。

其实，早在1940年2月25日，陈云在延安作《关于干部问题》的讲话时就指出：“任用干部既要看政治也要看能力，二者缺一不可，以政治为主。”政治品质是党考察干部的重要方面，一个干部必须要在政治上合格，才会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在工作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陈云提出“德才并重，以德为主”的主张前，当时在延安的中共党员人数不断增加、党员队伍不断扩大，一些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新干部出现了问题。陈云提出德才兼备，以德为主的标准很有针对性。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开始发挥重要作用，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战略开始作出调整，加强调动兵力攻打八路军、新四军抗日力量，敌后根据地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在1939年和1940年两年中，仅华北地区日军出动千人以上的大规模的“扫荡”就有100多次，使用兵力总计在50万人以上。应对这样的严峻考验，敌后抗日根据地对干部的需求增加，但战争条件非常艰苦，个别新党员干部开始不愿意前往敌后根据地，这一情况随着战争的进行逐步凸显。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刘力功事件。刘力功是一个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新党员，在经过培训之后，党组织拟将他派往基层去锻炼，他却希望能够进入马列学院或者回家找工作。党组织多次找他谈话，他向党组织反映自己的需求是符合程序的，但他坚持必须满足他的要求，否则就要退党。在最后一次谈话中，党组织告诉他：“个人服从组织”是党的纪律，要你到华北去做下层的工作是党的决定，必须服从。最后党组织给他一段时间去反省自己的错误，几天以后，他声明愿意到华北区，但是又提出条件，一定要到八路军总司令部去工作。党不同意他的意见，他就干脆拒绝党的决定。最终经中央组织部部务会议讨论，认为其行为已严重违背党的组织纪律，决定开除其的党籍。

这件事情使陈云深刻地认识到，严格党的纪律在党的干部政策中的重要性，干部必须要具备相应的政治品质。当时延安的一些新党员只是经过一些学校的学习，就认为自己可以做“领导工作”了，却忽视了实践的作用，干部是从实践中锻炼出来的。分配党员工作时，党固然要考虑到个人的特长，但主要还是要服从党的工作需要。在陈云发表《为什么开除刘力功的党籍》一文后，很多新党员干部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检查自己是否按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一些原本要求调换工作的干部主动请求撤回，一些分配工作还未到岗的干部主动及时到岗，形成了良好的风气。这件事情还说明，党的干部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听从党的指挥、服从党的决定，这对党员干部来说是最起码的政治品质。

1939年5月23日，《解放》第七十三期发表的陈云《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一文。

 

在强调培养选拔干部的政治标准的同时，陈云也十分重视干部的才，即干部的文化知识、业务能力和应具备的领导才能等。他认为，一个干部光德好还不够，有德无才的干部，政治上虽然可以信赖，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文化知识、专业知识和决策能力、组织能力，也难以完成好党交付的任务，更难于开创新局面。因此，对有德无才的人也不能提拔，更不能委以重任。

在此基础上，陈云又提出了关于考察干部德才的四条标准，一是要忠于无产阶级事业，忠于党。党的干部应为建设独立、自主、富强、民主的国家而努力奋斗，服从党组织决定，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二是要与群众密切联系，在与群众的密切联系中考察干部的道德品质，促进干部实践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三是要守纪律，守纪律是每个干部必须具备的政治品质，党的干部要用党的纪律规范要求自己，自觉做到违反党的纪律的话坚决不说、违反党的纪律的事坚决不做；四是要能独立把握工作方向并负起责任，党的干部在推进党的事业的发展过程中，能不能取得优秀的工作业绩是衡量干部才能的重要标准，更多地要从干部的独立工作能力、宏观控制能力、综合工作水平、负担工作责任等方面衡量干部的才能。

陈云在延安时期提出的“德才兼备，以德为主”的主张，不仅在当时对干部的选拔任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更是对党的组织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虽然陈云在建国以后转向负责经济、生产等方面的工作，但他一直关注着党的组织建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在干部选拔上出现了重才不重德的现象，陈云又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德才并重，以德为先”的准则。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大量选拔中青年干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革”期间被打倒的许多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但这些老干部大都年事已高，健康状况每日愈下难适应日益繁重的领导工作；总而言之，党的干部队伍实际上存在着年龄老化严重，干部队伍青黄不接的问题。陈云从党和国家长远发展大计考虑，提出要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同时明确要求干部选拔必须坚持德才兼备的标准。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说：“陈云同志提出，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这些意见讲得好。”

1981年7月2日，陈云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

 

德才兼备是陈云在用人问题上的一贯主张。新形势下，他更加关注“德”的问题，强调德才兼备是党选拔和任命干部的标准，必须正确对待德与才的辩证关系。没有才工作做不好，影响决策的制定和实施。但是，有了才还必须有德来统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具体而言，德就是要管立场和方向，如果德不好的话，一旦出现问题就是方向性、全面性的。所以从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出发，陈云特别重视德的重要性，始终强调“德才相比，我们更要注重于德，就是说，要确实选拔那些党性强，作风正派，敢于坚持原则的人”。新时期，陈云有关“德才兼备”选拔干部思想是其延安时期干部建设思想的延伸。

陈云在多个场合反复提到提拔中青年干部既要大胆，又要严格把好政治观。德才相比，要更注重德，务必提拔那些党性强，作风正派，敢于坚持原则的人。一定要选择政治上可靠的干部，要培养选拔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护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人进入各级领导班子。他还特别强调，凡是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党中央路线、曾经在工作中有过违法乱纪的人坚决不能任用。他认为，党的干部要具有并保持良好的思想作风，要选拔那些思想过硬、党性强、作风正派的人进入干部队伍。党员干部要以身作则，带头遵循党的纪律。总之，考察干部一定要将德放在首位。1982年9月23日，陈云在同王震谈话时指出：党校要轮训、考察干部，了解干部包括他们的历史、选拔优秀的青年干部。选干部，首先要看德，有才缺德的人不能用。德好，才差一些，放到领导岗位上锻炼几年，才干是可以练出来的。

 

（文章选自《向陈云学习》，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