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

        陈云的综合平衡思想重视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坚持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的原则，对党和国家制定社会主义建设各项方针政策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新中国成立前的大规模战争时期，经济工作主要集中于各大根据地范围内，涉及的方面多是农业和手工业，少有大型工业，更不必说重工业。所以，新中国成立前的经济体系相比新中国成立后是片面的、不完善的。新中国成立后，从前的经验做不到完全奏效，如何发展经济成为等同于政治的头等大事。在国家并不稳定的时候，有人说，共产党军事可以打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打零分。这个话是对共产党的不信任，也是对现实危机状况的一种反应。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危机不容小觑。在这个危机时刻，陈云开始执掌全国的经济发展命脉。
        新中国成立之初，陈云治理通货膨胀的过程中就已经注意到了运用人力、物力、财力的综合平衡。这也是得以卓有成效地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时我们面临两重困难：一是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二是我们对旧的军政人员实行包下来的政策，要保证900万军政人员的供给，国家财政负担沉重。从数据上看也是相当明显的，1949年我国的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与历史上的最高水平相比，粮食降低了20%左右；棉花降低了48%；工业生产资料降低了53%；工业消费资料降低了约50%。但是，国家的必要支出必须保证，因而发生财政赤字。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暂时不能不依靠发行钞票，直接导致的结果是流通中的货币远远多于市场所能容纳的货币量，引起物价上涨；加之，投机商从中推波助澜，起到了加剧作用。因此，在1950年3月之前，发生了影响全国的四次物价大波动，分别为1949年4月、7月、11月和1950年2月。
        面对这种状况，国家通过1949年陈云主持的上海财经会议逐步决定统一全国财经工作。1950年3月3日政务院发布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共有十条。其基本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统一全国收支；第二，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第三，统一全国现金管理。这三种统一的目的，实际上是通过高度的集中，力求达到财政收支平衡、物资供需平衡和现金平衡。这些平衡政策的实施，迅速扭转了经济困难的局面。在财政方面，1950年收支即已接近平衡，财政赤字占支出的比重，由上年的三分之二降为占总实支出的16.7%。1951年达到财政收支平衡，并略有结余。
        要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必须编制切实可行的计划。陈云当时是中财委的主任，负责主持全国的经济工作，因此，编制经济发展计划的任务也历史地落在了他的肩上。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进行如此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有些方面连常识都没有，但又不能等待有了足够成熟的条件后再动手。因此，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特点是边编制边实行。

 

陈云关于“一五”计划报告提纲的手稿

 

        “一五”时期，陈云更加注意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了一系列积极而稳妥的实物指标和价值指标，并极其注意他们的相互制约关系。计划极其认真地安排了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平衡，不仅规定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4.7%，农业总产值五年增长32.3%，而且规定在五年之内，农村人民的购买力增长近一倍，各类职工的平均工资增长约3%。关于地方计划和全国计划的平衡问题，又规定：“地方计划必须在全国平衡的基础上照顾地方平衡，力求避免发生比例失调的现象。”1954年6月30日，陈云在给中共中央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情况汇报中讲到，“按照计划，五年内现金收支是平衡的。将来要出毛病的话，可能出在商业各部，关键在于商业各部的贷款是否已经打足。”“今后还须继续搞好各年度的财政收支平衡，避免出现抛物线。同时，要搞好电、煤、木材等若干主要产品的供需平衡。”
        在执行“一五”计划的时期，陈云不仅从一开始就提出要做到财政、物资和信贷的平衡，而且能够在出现失衡之后，立即加以纠正。在1953年因安排基本建设较多而发生了小冒进的情况下，1953年11月，政务院及时发布了《关于编造一九五四年预算草案的指示》，提出要坚持财政收支平衡的原则，把预算的编制，建立在可靠的、经常的、稳妥的基础上，保证收多于支和有相当的后备力量。陈云才在编制1954年国家预算时，不仅把财政结余全部充作国家信贷资金和财政周转金，让财政和信贷结合起来，使国家预算具有更为确实可靠的基础，而且还特别注意留有后备的问题。
        但是要看到，由于基本建设增加过快，曾出现了小冒进。1956年发生了进入建设时期以来的第一次财政赤字18.3亿元。发生赤字的基本原因是建设中的急于求成。陈云从当时暴露出来的矛盾入手，从我国的实际出发，研究国民经济合理的比例关系。
        他指出：“如果不认真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必然造成不平衡和混乱状态。而研究合理的比例关系，决不能依靠书本，生搬硬套，必须从我国的经济现状和过去经验中去寻找。既要研究那些已经形成的比较合理的比例关系，更重要的是研究暴露出来的矛盾。”
        1956年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主要是：财政的不平衡，造成信贷和物资的不平衡；社会购买力的增长和市场商品可供量的增长不平衡；基本建设投资的分配，在年度之间的不平衡；整个建设规模的确定，与农业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不平衡。因此，陈云提出，要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平衡关系去制约建设规模，防止发生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危险。他所提出的国民经济中五个主要方面的平衡关系是：（1）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结余。（2）像钢铁、木材等原材料的供应，应当有分配的顺序。（3）人民的购买力要有所提高，但是提高的程度，必须同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4）基本建设规模和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不单要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5）我国农业对经济建设的规模有很大的约束力。综合平衡包括十分广泛的内容，但其核心是坚持财政收支、银行信贷和市场商品供求的三大平衡。
        陈云一直不断着力纠正1956年的冒进所造成的不平衡，在实践中初步提出综合平衡理论。经过在经济领域近12年的发展和探索，1962年，陈云终于正式提出了综合平衡理论。
        在提出综合平衡理论前，还发生了较大声响的争论。由于对1956年“反冒进”的错误批判，有人认为，净是平衡，不打破平衡是不行的，又把综合平衡当成“消极平衡”加以批判。1958年2月28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打破旧平衡，建立新的平衡》的社论。这篇社论批判了综合平衡的工作方法和思想。
        1961年国民经济开始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但是在综合平衡问题上，特别是究竟什么是积极平衡，什么是消极平衡的问题上存在不同认识，如不从理论弄清楚，调整国民经济的计划就无法切实制定，八字方针难以贯彻。因此，陈云在1962年3月7日的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讲话时，正式并且详细地谈了综合平衡理论。陈云执掌经济一直坚信的都是“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
        那么什么是综合平衡？陈云指出：“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任何一个部门都不能离开别的部门。一部机器，只要缺一部分配件，即使其他东西都有了，还是开不动。按比例是客观规律，不按比例就一定搞不好。”
        那么从什么时候搞综合平衡？按什么“线”搞综合平衡？当时有较大的分歧。“有同志认为现在不能搞综合平衡，因为没有条件。”主张先订出几个远景目标，然后推算出各种数字，制定建设方案。陈云指出，这是一种“倒过来”的方法。“不能说在达到了多少万吨钢以后再去搞平衡。要从现在综合平衡的经济水平出发，经过切实的研究和计算，看远景规划能达到什么水平，而绝不能采取倒过来的办法。”用“倒过来”的方法搞远景的所谓平衡，不仅当年不能平衡，也不能保证达到长远的平衡。陈云明确提出:“综合平衡必须从现在开始，今年的年度计划就要搞综合平衡，开步走就要搞综合平衡。”
        弄清楚了什么是综合平衡与什么时候搞综合平衡之后，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实践综合平衡，用陈云的话说是“按什么‘线’搞综合平衡，无非是长线、短线”。在分析用什么线之前，陈云先总结了“大跃进”时期搞“长线”平衡的教训。按“长线”搞平衡的最大教训就是不能平衡。比如，建设项目长期拖延，工厂半成品大量积压，造成严重浪费。他说:“这几年的教训已经够多了。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所谓按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
        虽然陈云力挺搞短线，但也不是否定长线。已经启动的长线怎么办呢？陈云提出了两种办法：一种是继续生产。如一机部的生产能力，许多是长线需要的，可以安排生产，生产出来暂时存在库里。另一种办法是暂停生产。这一办法是基于“是生产出来放在库里好，还是把原材料用于生产更急需的东西好”来考虑的，这个办法是说暂时不需要或者不急需的就停止生产，为其它急需品腾出来原料来。
        那么，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是不是会降低指标呢？当然，与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相比，指标是降低了。正象陈云所说的:“只要综合平衡了，指标低一点，也不怕。看起来指标低一点，但是比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好得多，可以掌握主动，避免被动。”
        在陈云的具体领导下，1962年的计划中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被降下来了，其中对基本建设进行了大力地调整和压缩。虽然计划指标大幅度降下来，但真正做到了与当时的财力物力相符，保持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因而，从1963年，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就开始全面的恢复。1964年和1965年以很快的速度恢复发展。许多工农业生产的主要指标，在1965年赶上或超过了历史的最高水平。
        “文革”时期，国民经济的各项比例再次出现严重失调，经济发展波动幅度很大。“文革”结束后有一些好转。但已经存在的比例失调问题仍很突出，“这好比一个大病初愈的病人，不经过一阵调养就要快步奔跑，是不行的。”比例失调主要体现在，农业和轻工业只占很小的比重，而重工业的比重则很高，从而导致农业提供的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远远满足不了工业迅速发展的需要，农民生活非常困难。
        1979年3月，在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之际，陈云同李先念再次联名致信中央，提出调整国民经济的意见：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情况是相当严重的。要有三两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

 

1982年8月14日，陈云和李先念在一起。

 

        1983年6月16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党和国家当前的工作重点问题时，抛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重点？陈云指出多个重点方面，从农业到交通，从科技到教育，从能源到环境，等等。那么重点要如何确定，陈云提出了新的思考思路，这个问题不仅要从衡向考虑，还要从纵向衡量，就是“从整个国家的全局和长远利益出发考虑。重点只能由中央根据全局的长远的利益，经过综合平衡来确定”。
        总之，只有坚持综合平衡，国民经济才能顺利发展。陈云的综合平衡思想是指导我们经济工作的不过时的重要理论。薛暮桥等认为，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经济出现困境的主要原因是陈云在中共中央失去了经济工作领导权，陈云领导经济时国民经济时持续稳定发展的。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国历次经济发生波动的共同原因都在于陈云的综合平衡思想被冲击未能落实，每次严重失误的矫正又都是用各种方法重新实现平衡，而每次重新实现综合平衡后经济社会就会重现生机。

（文章选自《向陈云学习》，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