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的学历只有高小文化程度，他在自己各种履历表学历一栏中，也总是填写“高小毕业”，但是，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陈云都是公认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奠基人。这一巨大的飞跃，除归功于他积极投身于党所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之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一贯重视学习、勤于学习、善于学习。对于学习，陈云有自己一系列深刻独特的观点和经验总结。纵观其一生对学习的积极态度和对学习的不断实践，陈云堪称倡导和践行学习的楷模。

“挤时间来读书”

　　无论工作怎样繁忙，斗争环境多么险恶，陈云都能想尽一切办法“挤”出时间坚持读书学习。陈云“挤”时间自学的办法，曾经得到毛泽东的赞扬。毛泽东说：“陈云同志有‘挤’的经验，他有法子‘挤’出时间来看书、来开会。”可以说，陈云是“挤”时间学习的典范。
　　陈云出生于贫苦家庭，童年时父母便已去世，之后跟随舅父舅母生活。陈云8岁时被送到镇上刘敏安办的私塾接受启蒙教育，总算有了上学的机会。在私塾中，陈云不仅学习了《三字经》《百家姓》等书，还每天练毛笔字，而且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去听私塾老师刘敏安讲述一些历史人物故事，讲做人的道理。
　　9岁的时候，陈云进入位于练塘城隍庙的贻善国民学校学习。根据年龄大小，文化程度高低，老师把学生分为四个年级。根据入学时的考察情况，陈云直接被分到了三年级。当时，聪明好学的陈云仿佛走进了一个新天地。他对这所新式学校开设的语文、数学、手工、体育等课程，都很感兴趣。他听课认真，刻苦学习，作业完成得很好，成绩一直不错。据他幼年时的伙伴回忆：“性格好静的陈云总是在看书、写字，自制力很强，有伙伴们叫他玩耍，他也只出来玩十多分钟，而且多数是站在一边看，然后赶紧回去写作业，读课本。”同时，“由于舅父家生意忙碌，他还要在课余帮舅父母做些家务，为小酒店打打杂。他每天起得很早，点起油灯，便在店堂里读书、写大字，邻家的小朋友还在睡梦中时，就能听见他琅琅的读书声。”

 

陈云在颜安小学读书的教室

 

　　1916年，11岁的陈云初小毕业。这时，表弟廖霓云刚刚降生，舅母的风湿病又日益严重，舅父自己既要照顾家庭，又要料理酒店生意，家境变得困难起来。为此，十分向往学习更多知识的陈云只能默默地告别了学校。回家后，陈云一方面帮助舅父、舅母操持店铺，充当伙计。另一方面，每天空闲下来，总是拿出旧课本温习学过的功课，练习毛笔字。
　　半年后，在舅母一位亲戚的资助下，陈云又踏上了求学的道路，来到青浦县乙种商业学校学习珠算和记账。在乙种商校里，陈云学习十分刻苦。由于天资聪慧，加上勤学苦练，做事专心致志，他在很短时间里就基本掌握了珠算，还初步学会写账。可惜仅仅一个多月后，又因经济困难，陈云不得不辍学回家，继续在家里当小伙计。
　　“章练塘公立颜安国民小学校”第一任校长杜衡伯是陈云舅父酒店的常客。在与陈云的交谈中，杜衡伯发现陈云聪敏好学，举止得体，谈吐流利，记忆力强，便跟廖文光商量，免费保荐陈云入颜安小学高小部读书。这样，陈云又重新获得了上学的机会。1917年，陈云到颜安小学读书。在此期间，陈云学习刻苦，成绩名次一直处于前列，从学校领回的各种奖状、证书贴满了舅舅家的墙壁。1919年夏，陈云以优异的成绩从颜安小学毕业。但“由于家务，无法升学”，在家待了半年。
　　1919年12月，经张行恭引荐，陈云到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当时的他虽已失学，但是其求学的念头，热爱学习的心却从未动摇。在学徒期间，除了繁重的劳动，陈云每天都利用早晚时间读书、习字、念英语，看遍了店内的章回小说和少年丛书，学会了图书分类和管理等知识。后来，陈云还抽时间学习在当时比较具有进步意义的马列著作。当时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陈竹平曾回忆道：“我当时与陈云一起工作，一起住宿。来商务当学徒后，陈云还是保持着刻苦自学的精神。每天清晨，天还没亮他就起身读书、写字、学英语；晚上下班后，回到宿舍也要读书写字到深夜，成年累月从未间断过。‘五卅’惨案以后，……他进一步学习俄文，研读马列主义和苏联革命的进步书籍，如‘共产党宣言’、‘辩证唯物论’、‘唯物史观’等等。这些进步书籍有时不宜在公开场所阅读，他就躲到厕所里去读。”由于陈云的勤奋好学，其业务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很快就得到了店方的认可。在当了两年学徒后，店方提前一年将陈云升为店员（学徒期一般为3年）。对于自己在商务印书馆学习的经历，陈云曾回忆：“在商务时期，对我在文化上的得益很大，全部‘童话’、‘旧小说’、‘少年丛书’都看了，有时也可翻翻杂志。同时我自信也是很用功的一个人，练字，上夜校（商务办的），读英文。当时商务发行所的主任和高级职员认为我是克勤克俭（只穿布鞋布袜）而求上进的一人。”
　　1925年八九月间，陈云由董亦湘、恽雨棠两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浪潮的洗礼中，陈云常到共产党人办的上海通讯图书馆学习《马克思主义浅说》《共产主义ABC》和《资本制度浅说》等马列著作，他感到：“这些书看来它的道理比三民主义更好”，也开始“了解了必须要改造社会，才能解放人类”的道理，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领导工农运动时，陈云又先后抽时间参加了20余次党内举办的流动培训班，潜心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

 

陈云在商务印书馆期间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

 

　　1935年5月，陈云肩负着党中央的使命，在四川西天全县告别长征队伍。7月上旬，陈云安全抵达上海。由于上海白色恐怖严重、上海党的组织很混乱，9月上旬又到达苏联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不久，陈云又进入列宁学校学习。主要课程有列宁主义问题、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的问题等。在此期间，陈云还系统阅读了马恩列斯原著、学院编写的辅导教材，以及世界其他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历史的有关文献，还有一些无产阶级经典作家对工农运动、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等方面内容的论述。后因成绩优秀，获得了学习“突击手”的称号。同时，当时为了看懂苏联的报纸，陈云还跟随别人学起了英文。“一九三五年我到苏联，看不懂英文报纸，要人家翻译成中文。后来我旁边住了一位大学生，我就跟他学英文，用了几个月工夫，马马虎虎能看懂报上一点消息了。”
　　1937年11月底，陈云从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回到延安。抗日战争中，陈云需要考虑的问题更多，工作异常繁忙，但仍继续发扬“挤”的精神，绝不因工作忙而影响学习，更不因职务高、年龄大而放松自己。几十年如一日，在繁忙的工作中间，自己争取时间读书学习。他认为：“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好多同志总以为只要一天到晚地不停地工作，就算尽了我们对党的全部责任，这种想法是很不全面的。一天到晚工作而不读书，不把工作和学习联系起来，工作的意义就不完整，工作也不能得到不断改进。因为学习是做好工作的一个条件，而且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这意味着，陈云把学习的重要性提高到了党性的高度，认为共产党员必须以学习为天职，必须牢固树立学习的理念。
　　延安时期，陈云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又一度兼任中央党校校长。他认为，一天抽两小时读书的做法，比一天到晚埋头工作，不去读书的做法更有利于党，为此，除上级任务或特殊任务需要紧急处理之外，陈云每周至少用一个完整上午时间来学习，风雨无阻，不轻易改变。有时还根据学习进度和工作情况，将学习时间改为两个上午。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之后，全党掀起了学习运动的高潮。为探索在职干部学习理论的路子，陈云在中央组织部组织了一个六人“学习小组”，并由自己担任组长。他领导的学习小组前后不中断地坚持了近5年时间，成为延安时期一直坚持下来的两个小组之一。
　　在这五年中，陈云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带头坚持学习，从没有因为自己工作忙而未完成学习小组规定的章段。当年在中组部工作的王鹤寿回忆说：“陈云同志当时既是中央组织部部长，又要参加中央政治局各种会议和工作，当然是小组成员中最忙的，但是他从来没有欠读一章一段。”当时，“有一位同志说因为一个星期工作特忙，未读完规定的篇章页数，受到了严肃批评”。陈云有时从书记处开会回来天已蒙蒙亮，但第二天照旧参加部机关的学习讨论。平时则是，白天处理公务，上山搞生产，晚上在油灯下学习。余建亭在《向陈云同志学习什么》一文中指出：陈云在“延安时期，从不打扑克，也不跳舞，一有空就看书学习，学习起来很认真。认真地读原著，认真地读参考书籍，认真地做笔记。学习中有不理解的地方，就虚心向理论界的同志请教。”“一有空就学习，这已成为他一生不变的生活习惯”。陈云的子女在纪念父亲的文章中也写到：“父亲读起书来，如饥似渴，有时甚至到了拼命的地步，以至由于工作和学习过于繁重、紧张而病倒过，流鼻血的毛病就是那时发作的。”
　　可以说，从1937年底到1945年在延安工作的7年多时间，是一生好学的陈云学习最紧张的时期之一，也是学习收获最大的时期之一。对于这段经历，陈云曾说：这样系统地学习了几年马列著作，对我很有帮助，从思想理论上把王明的一套‘打倒’了。正是他这一时期“日积月累的勤奋研读使他能够很敏锐地从经济与政治的角度纵观历史，认识世界。这为他坚持实事求是和创造性探索提供了深厚的理论、知识基础和开阔的视野，使他在自己关注的领域、关注的题目上，能够跨历史时期、跨社会制度、跨不同国家进行综合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后，陈云主持全国财经工作，十分繁忙，但他始终保持着勤奋学习的精神，想办法“挤”时间读书。他认为：“国家经济建设对我们来说是一项新的工作，我们需要努力学习。”“我们过去熟悉的东西用完了，比如收公粮、收税，比较不熟悉或者根本不熟悉的东西来了，所以必须好好地学习，不然就会出大乱子。”同时，陈云认为，部长、副部长要领导学习，把学习作为指导工作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这样下面人员才会跟着学习。否则，就是没有尽到领导责任。
　　“文化大革命”中，身处逆境的陈云依旧坚持并倡导学习。1969年10月，陈云被疏散到江西南昌“蹲点”。去江西前，陈云专门交代身边工作人员带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资本论》《列宁全集》《列宁选集》《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鲁迅全集》等书。陈伟华对此回忆道：“父亲被疏散到江西一个化工厂“蹲点”，他带去了很多书，要利用这段时间全面系统地学习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在江西的两年零七个月中，陈云除了去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和参观工厂、农村学校外，其他时间就是在家读书学习。陪他到南昌的秘书萧华光回忆：“陈云在南昌的近3年时间里，除了去工厂参加班组会和参观农村外，其他时间就是在住所看书，特别是看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写的有关新经济政策和党内民主生活方面的著作，并联系实际，深入思考我国的经济体制和党内民主集中制问题。”在江西，陈云读书经常到废寝忘食的程度，经常在警卫员叫他吃饭时，他虽然答应了，但还在读，叫几次后才放下书，去洗手吃饭；晚上经常读到深夜十一二点钟，也要警卫员催促多次才肯休息。

 

陈云在江西蹲点时参加班组工人政治学习会的地方

 

　　陈云在“蹲点”时，每次子女去青云谱看望他，他和子女讲的最多的就是要求他们挤时间学习，尤其是学哲学。其子女回忆父亲时说：“在他下放江西的日子里，我们去看他，他给我们讲得最多的就是要我们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著作，学好哲学。”1970年12月，陈云接到女儿陈伟华的来信，得知她除了工作以外还坚持读书学习，非常高兴。当即复信说，学习马列主义，增加革命知识，不仅要看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要从其他方面学习。陈云还要求女儿订阅一份《参考消息》，从中了解国际形势、世界革命的大事件；每天看报，最好是看《人民日报》，从中了解中央的政策；学习中国近代史和世界革命史等。1971年4月，陈伟华去南昌去看望陈云。陈云就送给她一本《世界知识年鉴》，让她这几天把它通读下来。陈伟华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在南昌探亲的二十多天里，我和父亲在一起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读书中度过的。”
　　1973年8月，陈云在给陈伟华的信中，又表示想在两年内，抽时间再精读一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以及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若干著作，并希望家里的人和他一起学。1975年，在繁忙的工作中，陈云又“挤”时间从《列宁全集》第23卷《远方来信》一文起，再次逐篇精读《列宁全集》各卷，直至1976年10月25日，读完第33卷最后一篇文章为止。

（文章选自《向陈云学习》，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