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重要发展。陈云在探索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中，一直坚持用这一思想方法来观察和分析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都不要读。只唯实，就是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

陈云书赠李泽民：“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题词手迹

 

　　“不唯上”，强调的是下级在执行上级的指示、决议时，要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进行，要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方案、计划，使得工作能够顺利地开展下去。“你说一他就一，你说二他就二，那他就等于电话机，不能发挥他的才能。”这样，也就是机械地照搬领导的意图。因此，我们要“避免只谈路线，不了解具体情况”或“只知道具体情况，不了解路线”的空谈和盲目现象。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一举粉碎了这一反革命集团，成为了“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志。“文化大革命”虽然结束了，但是在思想领域中，“左”的思潮仍占据着主导地位，“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仍没有停止，许多冤假错案仍得不到平反。
　　在这样的形势下，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又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宣称“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对平反冤假错案，尤其是为1976年的“天安门 事件”平反，以及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产生了严重的阻碍。“两个凡是”是只唯上、不唯实。陈云从一开始就明确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积极倡导恢复邓小平的工作，正式揭开了全党拨乱反正的序幕。

　　1977年3月10日至20日，党中央在京西宾馆召开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工作会议，总结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部署当年的工作。邓力群回忆说：“1977年春天，华国锋要召开一个会议，在会上华国锋说，对‘敏感’问题（即“天安门 事件”和邓小平复出工作问题）希望大家不要涉及。会前陈云、王震、胡耀邦等商量，在这次会上就是要提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问题，要为‘天安门 事件’平反，并相约在各自的小组会上发表自己的意见。”
　　会议一开始，华国锋重申“两个凡是”的方针，坚持认为“天安门 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认为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但是，陈云、王震等老同志不顾压力，分别作了发言。3月13日，陈云来到西南组（会议按惯例分为中南、西南、西北、华东、华北、东北六个组，陈云分在西南组），作了书面发言。对于这篇发言，陈云后来回忆说：“这个稿子我曾经跟秀才商量了一下。秀才就是胡乔木同志，他看了稿子以后说，要加一段，现在有暂时的困难，但这个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他说，一定要写这一点。我说，噢，我是老机会主义分子，你帮我写吧，写了一段。他是个文人，我是个店员，我接受你的意思，还用我的文字。还征求了一些同志的意见，在耿飚同志家里谈了一下，五个人：耿飚、王胡子（指王震——笔者注）、我、肖劲光、王诤。本来到王诤家里头，他说，他家里头不好，到耿飚家里头，五个人。我说，把这个稿子看一看。耿飚说，稿子就要写到这样才好。”
　　在这篇发言中，陈云要求重新评价“天安门 事件”，他说：“我对天安门 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陈云还明确指出：“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 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陈云的这篇发言共285个字，但是发言后，会议简报组却搞了个所谓“摘要”，删去了其中要求为“天安门 事件”平反和恢复邓小平工作的话，送给陈云过目，要他同意。陈云看后问：为什么搞“摘要”？对方解释说：其中有些话与华主席的讲话口径不一致。陈云说，宁愿不登简报，也不同意搞“摘要”。陈云的书面发言被一位中央领导卡了下来，没有能在会议简报中刊登。但是陈云的发言通过其他途径迅速传播开来，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在舆论的压力下和叶剑英、李先念的推动下，会议临近结束时，华国锋不得不表态，“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听到这句话，陈云退了一步，在小组发言时说：“时机成熟的时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很赞成。”这也体现了一名政治家的政治智慧，在关键时刻，陈云没有唯上，而是率先开炮，反对“两个凡是”，积极支持邓小平出来工作。

 

1976年清明节，天安门广场上悼念周恩来的场面

 

　　“不唯书”，并不是不读书，不读文件，而是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一切从本本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不唯书”是与“只唯书”相对立的，它所强调的恰恰是要认真读书、认真学习理论，学习正确的思想方法，坚持理论的指导作用。陈云明确指出：“我们的学习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学习他们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背诵教条。”“不唯书”的真正要求，就是在实践中自觉运用理论知识，透过现象看本质，发现事物的内在联系，从而正确解决各种实际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于1950年7月向中央政府、毛泽东提出了发行新币的建议。他认为现在发行新币不但时机成熟，而且也是当前经济所迫切需要的。发行新币，是在陈云直接主持下，经过长期准备、反复酝酿，最后经过中共中央讨论作出的，于1955年3月1日开始实施。
　　在准备发行中，有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发行第二套人民币，要不要学苏联，采用他们的发行方式？有人直接提出，我们也要照搬1947年苏联货币改革时的模式。
　　陈云在查阅大量的材料后发现：1947年，苏联进行货币改革时，由于卫国战争时期发行货币过多，货币流通量与配给价不相适应，而这些货币又多掌握在少数投机者手里，因此，采取了十比一的兑换率收回多余的货币。同时，对银行存款也采取差别兑换的方法，即在规定限额内的储蓄存款以一比一兑换外，其余都贬值兑换，数目越大，贬值越多。简单地说，就是要让富人财富缩水，而中下层人士的财富则得到保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仅苏联采取了这样的做法，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也采取了这种方式。他们采用这种方式，符合本国实际，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而且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正在强调全面学习苏联。这样，陈云也就理解了，国内有些人提出采用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模式，也有他们的考虑，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成功的经验。
　　陈云结合我国的实际，进行深入的分析，认为不宜实行苏联的办法。他的理由是：“（一）中国没有远离市场的配给价，因此，也就不像苏联那样，有多余的货币必须收回。如果采取苏联办法，就要收缩市场必需的货币流通量，而造成物价下降。（二）目前我国工农群众生活尚不优裕，而现钞持有者多为职工、农民、市民及小商人，如采贬值兑换方式，将使职工、农民、市民受到损失，势必引起他们不满。（三）如采用苏联一九四七年货币改革方式，其措施本身就是对私人资本的一种打击，加上物价下跌的结果，将招致私营工商业萧条、倒闭，职工失业。（四）对国家工资政策、物价政策、财政计划，亦将由此引起很大变动。”
　　基于上述分析，中财委在向中共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明确提出：“我们认为发行新币时，不宜采取苏联一九四七年的货币改革方式，而应采取等价划一的兑换方式（即换得新币后，仍一律保持原有价值），并避免与发行新币同时调整物价和外汇牌价，使发行新币在风平浪静中进行。”中共中央同意了中财委的请示，于1954年12月20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发行新币的指示》中，把陈云的意见完整地阐述了出来：由于解放前通货膨胀的结果，遗留下来的货币，票面额甚大，而单位价值很低。现行的人民币，名义上虽以元为单位，实际上一元的价值，在计算上已失去作用，对国际观感上，对国内人民心理上影响均不好。为进一步健全和巩固我国的货币制度，整理货币流通，缩小票面额，便利计算和使用。

　　1955年2月21日，周恩来签署《国务院关于发行新的人民币和收回现行的人民币的命令》，责成中国人民银行从1955年3月1日起发行第二套人民币，同时收回当时流通的第一套人民币。
　　1955年发行新人民币的做法，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提高了人民币的威信和稳定性。这是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财经金融工作中的一个成功经验。当时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的尚明回忆道：“一九五五年发行新的人民币，由于实行了正确的兑换政策，规定了适当的兑换比率，选择了良好的发行时机，同时提前公布发行时间，广泛组织宣传和周密部署各项准备工作，所以进展非常顺利。从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开始发行新人民币，到六月十日在市场上已全部取代旧人民币流通，并且做到了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心安定。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国家，新政权刚刚建立几年，只用一百天时间就顺利地完成了发行新币、兑换旧币的工作，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毛泽东同志曾一再讲过：陈云同志所管的财经工作不是教条主义的，是按照中国情况办事的，有创造性的。这在一九五五年发行新人民币的工作中也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只唯实”就是一切工作着眼于客观实际。陈云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第一的观点，尊重事实，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他多次讲：“我们常讲实事求是。实事，就是要弄清楚实际情况；求是，就是要求根据研究所得的结果，拿出正确的政策。”因此，“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只唯实”还是要从不断变化发展的客观实际出发，不断发现新问题，研究新情况，而不拘泥于以往的经验。
　　陈云曾把实事求是称为可抵百万军队的力量。他说：“如果我们的同志心摆得非常正，非常实事求是，毫无个人主义，可以抵得十万军队，一百万军队，这是无敌的力量。”正是因为实事求是这么重要，陈云不仅坚决拥护“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且用一生践行实事求是。他时时刻刻坚持把实事求是贯彻到工作中去，将其作为开展工作、解决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汽车靠右通行，在今天已经习以为常了。然而，人们很难想象，六十多年前在沈阳对这件事还发生过一场争论。1948年11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沈阳，陈云任沈阳军管会主任。在陈云领导下，对各项接管工作坚持从实际出发，一系列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接管沈阳十分顺利。
　　然而，关于在沈阳街道上，汽车应当靠左侧通行还是靠右侧通行，在军管会内部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甚至到了面红耳赤的地步。当时在东北解放区的城市和农村都规定汽车靠左侧通行，而沈阳及山海关以内国民党统治区所有城市实行的是汽车靠右侧通行的规则。主张汽车靠左侧通行的人的意见是：东北解放区哈尔滨等地的汽车都是靠左侧通行的，部队和地方的司机都己养成习惯。在沈阳街道上开车的司机有很多是解放区过来的现役军人和转业军人，如果规定汽车靠右侧通行，这些司机会很不适应。主张汽车靠右侧通行的人的意见是：接管沈阳后，原来的几千名交通警察基本留用，他们习惯于遵照汽车靠右侧通行的规则指挥交通。如果规定汽车靠左侧通行，势必会引起混乱，增加交通事故和纠纷。
　　陈云听到两种意见后，他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因为，汽车天天在街上行驶，这一问题不解决，势必会增加交通事故的发生。他立即着手调查研究，并找专业人士请教。他们告诉陈云，汽车业发展的早期阶段，驾驶盘在右边，适合于左侧通行；随着汽车业的发展，驾驶盘改到了左边，这样汽车靠右侧通行就较为合适了。听完这些介绍，陈云陷入了沉思，他考虑到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推进，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城市也将相继解放，汽车的通行必将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重要交通问题。因而，必须通盘考虑，从长计议。为避免将来发生更多的麻烦，规定汽车靠右侧通行，显然利大于弊。
　　陈云有了正确的主意后，马上召集军管会会议，他在会上对汽车究竟是靠左还是靠右行驶的问题，从局部和全局、眼前和将来等方面的利弊得失作了详细的阐述和全面的分析。与会全体人员听了陈云的发言，无不感到言之有理，切合实际。由于思想达到了统一，大家一致赞同汽车靠右侧通行的意见，加之对汽车靠右侧行驶采取了许多必要的措施，因而，执行起来非常顺利，交通事故也减少到了最低的限度。以后，全国陆续解放的地方，都实行了汽车靠右侧通行的规定。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一直主管经济工作，对事关重大的经济疑难问题勇于负责。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我们党出现急躁冒进“左”的倾向，许多党的领导人头脑发热，大讲“高速度”，“高指标”，“大干快上”，尽快“赶超美英”，等。而当时的陈云则不然，头脑清醒、冷静。他立足于贫穷落后的中国国情观察问题，明确提出“反冒进”、“降指标”（指钢煤粮棉）。他说“实事求是不是小脚女人”，“不要怕别人说机会主义”，“我们肩上担着6万万人的事，如果搞得天下大乱，打我们的屁股”。他还讲：“人是要吃饭的，不能天天靠吃马列主义过活，一天不吃饭，肚子就饿得哇哇叫。”20世纪50年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证明，陈云的主张是正确的，“大冒进”、“高指标”、“大干快上”是错误的，并给经济建设造成重大损失。
　　陈云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思想方法是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应当成为我们共产党人永远学习、实践的科学方法论，他的这一思想必将继续指导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文章选自《向陈云学习》，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