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说：“要讲真理，不讲面子。”对他来说，“凡是认定的真理、看准了的事情”，“从不轻易放弃”，为了真理，他更是敢于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和各种风险，包括政治上的风险来坚定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陈云作为主席团成员，出席大会。会上，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的发言。5月9日，陈云在大会上发言，主要针对三个问题，即“讲算账”、“做交代”、“讲本行”谈了自己的看法。首先就“讲算账”方面来说，陈云说“我是属于经验主义”，“从参加临时中央领导机关一直到长征，到灵关殿，在这中间犯的许多错误，我都有份，我参加了许多问题的讨论，我都同意了，都举了手”。接着，陈云又就“做交代”这一问题指出，“如果有同志问我，你做了几年组织部长，有什么交代没有？我说有一点”。“这七年来我看到一点，就是在我们党内一部分干部中间，有一股骄气”。为什么骄傲？因为感到自己有功劳。“对这个功劳怎样看法？我说这里有三个因素：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个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我们是党员，在党的领导下，适合老百姓的要求，做了一点事，如此而已，一点不能骄傲。”那么怎样对待错误呢？陈云指出“假如你有错误，人家讲了，就请教请教，问一问人家怎样看法，纠正一番，以后可以少犯错误。我们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是什么就是什么，应该怎样就怎样。”陈云在七大上的检讨，不仅反映出了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更反映出他对工作的深谋远虑，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既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更要开展深刻的自我批评，认识到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学习掌握明辨是非的方法。
　　北戴河会议后，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全国几千万人一齐上阵，大搞“小（小高炉）、土（土法炼铁、炼钢）、群（群众运动）”。1958年12月19日，冶金工业部宣称“今年全国已经生产钢一千零七十三万吨”。而在随后通过的《关于一九五九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更是将1959年计划定位“钢产量达到二千七百万吨，争取三千万吨”。然而，毛泽东这时对“大跃进”中的高指标和浮夸风等弊端已开始有所察觉，在武昌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针对钢铁指标，毛泽东指出：“现在要压缩一下，不要定那么多，留有余地，让群众的实践去超过我们的计划，这也是一个辩证法的问题”。在这种氛围下，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确定将一九五九年钢产量指标由两千七百万至三千万吨降为一千八百万吨左右，但确定的一九五九年煤炭、粮食、棉花产量指标仍居高不下。
　　1959年新年伊始，国家经济生活中暴露出来的种种困难，使陈云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都在思考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公布的钢、粮、棉、煤四大计划指标究竟能不能完成。1月18日，毛泽东找陈云、彭德怀、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谭震林谈经济问题时，陈云向毛泽东直抒己见，他说，“一千八百万吨好钢是不是能够完成？恐怕有点问题”。随后，在1月27日至2月2日，中共中央召开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讨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在会上陈云首先从“不能动摇中央的决定”出发，谈了对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认识过程。接着陈云又结合实际问题，指出实现钢产量指标所存在的薄弱环节，即运输问题、洗煤问题、矿山问题、东北缺电问题以及化工问题。
　　1959年3月下旬至4月上旬，在上海先后举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七中全会，陈云出席了这两个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以下简称《草案》）。《草案》对八届六中全会拟定的计划指标进行了一些调整：钢产量确定为1800万吨，其中好钢为1650万吨。随后，陈云又在进一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将上海会议已经确定的1650万吨最终降为1300万吨。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作了关于工作方法问题的讲话，提出要“多谋善断”，“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人，因为真理在这一个人手里，而不在多数人手里”，针对当时干部不敢讲真话的情况，他号召学习海瑞精神，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为了坚持真理，要不怕警告、撤职、降级、开除党籍，不怕离婚、杀头。他在讲话中还特别说道：“我在1月份找了中央几位同志谈经济和工业问题，其中有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彭德怀。陈云表示了非常正确的态度。他讲武昌会议订的今年的生产计划难于完成。他这个人是很勇敢的，修正错误勇敢，坚持真理也勇敢。在武昌，对是否发表1959年粮、棉、钢、煤指标的问题，正确的就是他一个人。”

1959年5月15日，陈云就钢铁指标问题致信毛泽东

 

　　陈云在党内是以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而著称的。坚持真理，包括别人的和自己的主张都在内，凡属真理性的认识，都应坚持；修正错误，也包括别人的和自己的错误都在内，凡属错了的东西都应修正。为此，陈云常说，共产党是做事业的党，共产党员是做事业的人，做事就不可能没有错误。无论何人，哪怕他再高明，哪怕他很有本领，但还是有犯错误的可能。既然错误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而我们的革命工作在错误之中又是不会成功的，那么，有了错误，发现了缺点，我们就要纠正。
　　陈云善于自我批评，敢于修正错误。解放战争时期，陈云在东北领导了辽东地区的土地改革，由于种种原因，土改过程中发生了“左”的错误，为此，陈云在1948年3月10日至3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召开省委书记联席会议上，就辽东地区土改问题进行发言，检讨了辽东土改打击面宽的“左”倾错误，即“运动扩大过分迅速，阶级划分不清，没有巩固地团结中农，对佃富农与旧富农不加区别，许多地方把富农与地主一样对待”等，同时还对造成错误的原因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并在报告中坦诚指出：“土改工作中的错误，主要由我负责，因我是负责指导土改的。造成错误的原因，就在于对若干问题的认识含糊不清”。不仅如此，晚年陈云还要求把他写给中央的关于解放战争时期辽东土改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收进他的文选。编辑组几次提出，这个错误在当时是带普遍性的，责任不能由他一人负，因此主张把这篇稿子撤下来，他都没有同意。他说，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他也是有错误的，并不是一贯正确，世界上没有一贯正确的人。
　　陈云善于在实际调查中，发现问题，纠正错误。1961年6月，为探寻调整农村政策、解决农业困难的具体办法，陈云又一次决定下江南，到青浦小蒸开展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期间，陈云住在农民家，吃在农民家，每天上午开座谈会，下午三四点钟到田头、养猪场和农民家里实地考察。经过半个月调查，陈云基本摸清了情况，尤其对农民群众不满意的地方，即对吃稀饭问题，对干部不参加劳动问题，对农作物改制问题，对干部说大话、缺少自我批评问题，陈云都耐心倾听，有时还主动承担责任，他在农村干部座谈会上动情地说：“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使大家有饭吃，有衣穿。现在老百姓的肚子还吃不饱，生活还那么困难，说明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好，还存在不少问题。应该说主要责任在中央，是我们中央的几个同志工作没有做好，我就是其中之一”。

1961年6月至7月，陈云在上海市青浦县小蒸公社

作农村调查时，和公社干部合影（二排左四为陈云）

 

　　陈云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粉碎“四人帮”后，陈云大声疾呼，希望中央为一些受冤枉的同志平反，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让老同志在有生之年为党更好地工作。为此，他一再强调：必须坚持有错必纠，把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中去考察，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在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推动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宣布决定，为天安门 事件和薄一波等61人问题、陶铸问题、“二月逆流”问题平反；纠正对彭德怀的错误结论，将其骨灰放入八宝山革命公墓；撤销中央专案组，全部案件材料移交中央组织部，推动了全国范围内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

1978年12月18日，陈云出席十一届三中全会

 

　　陈云在党内还以善于听取不同意见著称，他常说，不怕人家讲错话，就怕人家不讲话。20世纪50年代初，宋平和一些做劳动工资工作的同志感到工作中有很多矛盾和问题，很想向国务院领导讲一讲，又怕他们没有时间。这个想法反映到陈云那里，他爽快地说：好哇，有意见就讲，听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三次不行四次、五次，总可以了吧！并很快安排了时间听他们汇报。1987年7月，陈云在住所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前，专门让秘书用毛笔抄录了《陈云文选》中“有钱难买反对自己意见的人。有了反对意见，可以引起自己思考问题。常常是，有不同意见的人，他不讲出来。能够听到不同声音，决不是坏事。这和同中央保持一致并不矛盾”这段话，并让秘书在“决不”二字下面打上重点。当谈话结束陈云起身离开时，他又把这位领导请回来，嘱他带上抄录的这段话作为座右铭，以期时时警醒和警戒自己。正是陈云这种倡导民主的作风，使得他能够时刻审视自我，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赢得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普遍尊敬和赞誉。

(文章选自《向陈云学习》，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